漫漫长征路，处处是绝境与险途。很少有人知道，在无数浴血冲锋的身影之外，有一群幕后功臣，被领袖格外珍视。

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亲自为他们下厨操劳，毛主席更是直言“没有他们长征难以想象”。

这支不为人熟知的队伍，究竟有着怎样动人的功勋呢？

这支立下特殊功勋的队伍，就是中革军委总参谋部第二局，简称军委二局。

和战场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不同，二局的人员很少出现在硝烟弥漫的前线，也极少在战报上留下耀眼的功绩。

他们是隐蔽战线上的“听风者”，日复一日守在电台设备旁边，和密电码、杂乱的电波信号打交道，在看不见的无线电战场默默战斗。

依靠头脑与耐心破解敌方密码，摸清国民党军队的调动布防，为红军的突围行动提供依据，为中央的军事决策筑牢情报根基。

毛主席曾这样评价这支队伍：“没有二局，长征的胜利是很难想象的。有了他们，红军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，能在重重黑暗里找准求生的道路。”

军委二局的诞生，源于一次刻骨铭心的战争教训。

1932年的赣州战役，红军连续苦战33天，付出3000多人伤亡的沉重代价，最终依旧没能攻下城池。

这场战斗失利，并不代表红军将士作战不够勇敢，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情报工作陷入困局。

那个阶段红军无线电侦察体系还不成熟，面对国民党层层加密的军用电报，只能接收到一堆毫无规律的数字，敌人兵力增减、行军调动、后勤补给的消息全都无从获取。

对敌情两眼一抹黑，部队作战处处被动，只能在战场上盲目作战。

就在全军都被情报难题困住的时候，曾希圣站了出来。他毕业于黄埔四期，长期从事谍报相关工作，熟悉无线电技术。

经过对现状的研判，他提出一个当时很多人不敢相信的判断：国民党的军用密码并非完全无解，只要反复比对电文，摸透编码规律，就有破译的可能。

国民党的军用密码构造复杂，红军手里既没有密码本，也缺少参考材料，破译工作难度极大，不少同志都觉得这件事几乎做不到。

曾希圣没有停留在口头设想，立刻投入到枯燥的破译工作当中。

他搜集苏区能够截获到的全部国民党往来电报，在油灯下逐组比对电码，反复推敲字符背后的含义，经常忙到忘记吃饭休息，油灯常常彻夜不熄。

宜黄战斗缴获的一份带有部分译文的敌方电报，给攻坚带来关键线索，曾希圣和年轻的报务员曹祥仁通力协作，经过1个多月埋头钻研，成功破解国民党当时广泛使用的“展密”密码。

当第一份完整、准确的敌方情报送到红军指挥部，全军上下倍受鼓舞。

这份破译成果，让红军终于可以读懂敌人的密电，战场局面得到极大改善。看到情报带来的巨大价值，中革军委充分意识到无线电侦察的重要意义。

1933年5月，中革军委正式组建军委二局，任命曾希圣担任首任局长，专门负责密码破译和无线电侦察任务，一支专门的情报侦察队伍就此正式成型。

单凭个人力量很难撑起整套情报工作，面对国民党不断迭代变换的密码，为补齐情报战线的短板，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向组织提出申请，希望补充专业人才。

经组织调配，曹祥仁、邹毕兆两名青年骨干来到二局，由此，党史上大名鼎鼎的“破译三杰”正式集结，扛起红军密码破译的核心任务，构成了绝境之下一套配合默契的情报组合。

三人能力各有侧重，彼此取长补短，在看不见的电波战场屡立奇功。

1914年出生的曹祥仁家境贫寒，吃过不少苦，但听觉和记忆力异于常人。

就算多台敌台信号互相干扰，他依旧可以分清不同部队的电台频率，依靠敲击电码的节奏差别，分辨出敌方报务员的个人习惯，快速筛选出有价值的情报，是队伍里难得的侦听好手。

年纪更小的邹毕兆15五岁就参加红军，头脑灵活心思细致，毛主席和朱德老总都很欣赏这个年轻人，亲切叫他“红色小鬼”。

他对数字和编码十分敏感，善于在一堆杂乱的电码里寻找突破口，还在实战当中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破译方法，让整体工作效率得到明显提升。

1933年，曹祥仁和邹毕兆通力合作，成功破解蒋介石的“特别本”高级密码，冲破了国民党的情报壁垒，敌人的不少机密动向就此暴露。

在此之后，军委二局在情报博弈当中占据上风。

国民党害怕机密泄露，接连推出猛密、千密、清密等多套密码，有时一个月就要更换好几次，可依旧挡不住二局的破译。

就连国民党军官寄给家人的加密家书，也被他们成功解读，二局的过硬本事，在红军内部被大家广为称道。

光鲜的战绩背后，是日复一日高强度工作带来的身体损耗。长时间戴着耳机监听、通宵达旦研究电码，给几人的身体留下不少伤痛。

从1932年攻克展密算起，到1933年7月，团队累计破译敌军密码百余本。

1934年八一建军节，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，曹祥仁、邹毕兆获三等红星奖章，这是红军给予隐蔽战线人员的最高肯定。
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。

离开根据地，依靠地方群众建立的情报网彻底失效，军委二局就成了全军获取敌情最重要的“眼睛”。

为了保证情报24小时不中断，曾希圣制定梯队行军方案，队员分成两组，一部分随大部队先行架设电台，另一组在后跟进轮换，做到人可以休息，电台不能停，情报不能断。

长征一路环境恶劣，二局战士除了个人行李之外，还要扛着几十斤重的电台、电池与密电材料。

不少战士心里疑惑，部队为何总要绕远迂回，不走更近的道路。其实这些迂回路线，都是二局解读情报之后选定的安全路线，以此绕开敌人设下的埋伏。

遵义会议之后，毛主席重新主持军事工作，军委二局的情报直接服务高层决策，这支幕后队伍，成为红军闯过重重险境极为关键的依靠。

1935年1月，遵义会议顺利落幕，红军敲定北渡长江、会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计划，川黔交界的土城，成为大军北上的必经咽喉要道。

为扫清行军障碍，红军发起土城战役，此战也彻底印证了军委二局情报工作的特殊价值与不易。

当时红军对川军作战体系尚不熟悉，川军主力启用全新的“正密”专用密码。

这套从未接触过的加密体系，让二局译电出现偏差，将敌军6个团万余人的增援兵力，误判为4个团数千人的小规模部队。

战斗打响后，战局迅速失控。

川军兵力充足、火力凶悍，红军从清晨激战至正午，久攻不下、伤亡惨重。朱德总司令亲赴一线阵地督战，坐镇前沿指挥冲锋，依旧难以压制敌军攻势。

全军陷入绝境，前线将士浴血奋战，后方指挥部人人焦灼，所有突围希望，都寄托在二局的情报破译上。

生死关头，破译三杰曾希圣、曹祥仁、邹毕兆全员坚守岗位，不眠不休攻坚密电。

简陋的临时驻地灯火彻夜不熄，3人紧盯电码反复推演，丝毫不敢松懈。

周总理和王稼祥亲眼目睹三人废寝忘食、滴水未进，心急又心疼，当即上前叮嘱：“你们赶快搞清情况，我们来帮你们弄饭。”

战事十万火急，两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人放下所有公务，亲自生火搓米、烧水做饭，以最朴素的方式为幕后英雄撑腰鼓劲，全力保障情报攻坚不受耽搁。

午后时分，关键密电终于成功破译。

情报显示，各路敌军正快速合围土城，包围圈即将彻底合拢，红军主力随时有被全歼的风险，仅剩下一处狭小缺口可供突围。

掌握精准敌情后，毛主席当机立断，叫停强攻作战，连夜部署部队撤退突围，指挥大军西渡赤水河，顺利跳出敌军合围，完成惊险的一渡赤水，硬生生挽救了濒临覆灭的红军主力。

土城之战靠情报绝境求生，而随后的乌江突围，则是二局以智破局的封神之战。

1935年3月，四渡赤水后的红军急需南渡乌江脱身，却遭遇国民党周浑元、吴奇伟6个师重兵封锁，3万红军身陷绝境。

危急时刻，曾希圣大胆献策，伪造蒋介石作战电令。

凭借常年破译积累的经验，团队精准复刻蒋介石的行文风格与指挥习惯，掐准敌台交班时间发出加密假令。

敌军素来畏惧蒋介石越级指挥，没有核查就遵命西进，乌江防线瞬间出现破绽，红军连夜渡江，彻底掌握战场主动权。

从1932年10月至1938年1月，军委二局累计破译敌军密电1050份、口令860多种。

依托周总理研制的“豪密”，红军电报全程零破译泄露，形成罕见的单向情报优势。二局队员严守铁律，遇敌必先销毁密件、砸毁电台。

这群无名英雄战后隐功藏名、默默奉献，只有邹毕兆晚年的《玻璃杯》回忆录，揭开了这段隐秘功勋，他们用无声坚守，为长征胜利筑牢了最坚实的情报基石。